近日，香港中文大學舉行了第九十六屆大會榮譽博士頒授學位典禮。謝曉亮院士、劉兆佳教授、張宇人議員及許冠文博士4位杰出人士獲頒授榮譽博士學位，以表彰他們在科學研究、公共政策及藝術等多個領域的卓越成就。

　　作為唯一一位來自內(nèi)地的榮譽博士學位獲得者，謝曉亮院士代表4位榮譽博士致辭。他對香港中文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表示衷心感謝，并簡要回顧了香港中文大學的發(fā)展歷程及與北京大學的歷史淵源。他動情地講述自己在海外工作20年后于2018年全職回到北京大學，投身中國科研事業(yè)的發(fā)展歷程，同時介紹其團隊在基因組醫(yī)學、傳染病及阿爾茨海默癥研究等領域取得的進展。

　　“中國的大學曾以西方為師。經(jīng)過幾代人的努力，如今我們已穩(wěn)穩(wěn)地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?！敝x曉亮強調(diào)，中國高校正從學習借鑒走向創(chuàng)新引領，以香港中文大學與北京大學為代表的中國大學不斷崛起，致力于實現(xiàn)原創(chuàng)性突破、推動開放合作，并以解決人類重大問題為使命，為世界文明作出新的貢獻。

　　附：

謝曉亮在香港中文大學榮譽博士學位授予儀式上的致辭

(紀思雨譯，蘇曉東校)

　　尊敬的校董會主席查逸超教授，校長盧煜明教授，各位同仁，各位嘉賓：

　　非常榮幸能代表同獲榮譽博士學位的張宇人議員、許冠文博士及劉兆佳教授在此發(fā)言。衷心感謝香港中文大學(CUHK)授予我們這份殊榮，我們倍感鼓舞，必將竭盡全力，為社會作出更大貢獻。

　　多年來，我的工作地址一直是：哈佛大學、牛津街、馬薩諸塞州劍橋——短短一句話里包含了三個與英國淵源頗深的名詞，卻指向一所坐落于新英格蘭的美國大學。相比之下香港中文大學由中國人創(chuàng)辦，根植于中國的土地，承載著中國的精神。正如其創(chuàng)校校長、已故李卓敏博士所言：任何一所大學都無法脫離自身的民族傳統(tǒng)，每一所大學都是連接自身文化與他國文化的橋梁。

　　這一理念有其歷史背景。20世紀中葉，一批來自中國內(nèi)地的學者南遷，在香港創(chuàng)辦了三所書院，并于1963年合并為香港中文大學。63載后的今天，這所大學已在全球舞臺上卓然崛起。在創(chuàng)校書院中，崇基學院的淵源可追溯至北京的燕京大學——該校由美國傳教士、后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創(chuàng)辦。燕京大學的舊址燕園，如今正是北京大學的校園。我在那里長大，完成了本科學業(yè)，如今作為李兆基講席教授在那里任教。

　　燕園堪稱世上最美麗的校園。這里曾是清朝皇家公園圓明園的所在地，在一個沒落王朝的腐朽統(tǒng)治下，兩度遭受外來侵略者的洗劫焚毀，成為屈辱歷史的無聲見證。128年前，光緒皇帝創(chuàng)立了北京大學的前身——京師大學堂。作為五四運動發(fā)源地的北京大學以民主、科學與自由影響了一代代年輕人，如今已成為享譽全球的頂尖學府。

　　自1985年起，香港中文大學與北京大學一直保持著緊密的合作關系。2023年與2024年，兩校共同主辦了中美高水平大學校長對話，在當前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下，推動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圍內(nèi)的廣泛合作。

　　大學之大，在于大師之大。盧煜明教授生于香港，求學于劍橋，受訓于牛津。當香港回歸祖國時，他選擇回到家鄉(xiāng)。這一決定，必然源于他對國家未來的深厚信心——當然，我想牛津沒什么像樣的早茶可能也起了點作用。我猜他當時未必想到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這里的校長，也未必預見到，他后來發(fā)現(xiàn)母體血漿中存在的胎兒DNA，將徹底改變唐氏綜合征等染色體疾病的產(chǎn)前檢測。作為同行，我深知在母體血液中尋找胎兒DNA無異于大海撈針，更何況這片“大海”變幻莫測、從不停息。如今，他的研究成果已惠及全球上百個國家的患者。憑此貢獻，他榮獲了科學突破獎與拉斯克獎，可謂實至名歸。

　　我和盧校長一樣最終也回到了祖國。2009年，哈佛大學慨然允許我在北京大學兼職任教，此后十年間，我頻繁往返于波士頓與北京之間。我想說，每年飛20多次、單程13小時的航班，真的能讓人好好反思自己的人生選擇。

　　2018年，在哈佛工作20年后，我全職回到了母校北京大學。這絕非一個簡單的決定，但中國科學事業(yè)的發(fā)展勢頭不可阻擋，我要參與到這一重要的歷史進程之中!歸國之時，祖國與我出國留學時已今非昔比。

　　然而，這一決定也伴隨著個人的犧牲。多年來，我與我的孩子們天各一方。當年我全職回國時，他們還在上大學，我不曉得他們是否會原諒我。更因中美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，我已經(jīng)有七年沒有去過美國，甚至不得不錯過他們的畢業(yè)典禮。今天，我非常高興，我的兒子和女兒都來到這里。我和妻子都很感激他們遠道而來參加我的學位典禮，感謝他們的支持，尤其是理解我當年作出的那個選擇。

　　歷史常有跨越世代的重復。上世紀50年代初，我身為建筑學教授的外公也在當年南下的學者之列。他曾在香港大學教書，后來舉家移居美國，留下了對新中國滿腔熱忱、彼時仍在復旦大學讀書的母親。母親不得不與她的父母遠隔重洋，獨自謀生。骨肉分離縱然令人心痛，但我更應該感恩——若非如此，她可能也不會遇到我的父親，也就沒有我今天站在這里。我覺得我繼承了她的愛國基因。這種DNA是不能被十年中美兩地時空跨越的奔波改變的。

　　直到1972年尼克松總統(tǒng)訪華，我們一家才得以團聚，享受遲到了20年的天倫之樂。當時我已經(jīng)十歲，第一次見到我的外婆。當時外婆給了我20美元，我感覺像中了彩票一樣。年幼的我那時還不能完全理解那次重逢的意義，但如今我也有了切身體會。幾十年后，我也再次實現(xiàn)了家庭團圓，歷史的回響在此刻圓滿!

　　在此，我想特別感謝香港李兆基基金會、邵逸夫基金會以及求是基金會。他們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國的科學事業(yè)，以及我在北京大學的研究工作。我在北京大學的合作團隊一直在推進一項基因組醫(yī)學技術，與盧煜明教授的研究相輔相成，用于試管嬰兒胚胎植入前的遺傳學檢測。迄今為止，該技術已幫助上萬對夫婦避免了單基因遺傳疾病的代際傳遞，改寫了上萬個家庭的命運。

　　疫情期間，昌平實驗室成立。在那里，我們憑借新的底層技術找到了一種新冠病毒的廣譜中和抗體，迄今尚未被任何變異株逃逸。近來，我們將研究重點轉(zhuǎn)向了阿爾茨海默癥。你們可能都知道，2009年，香港中文大學原校長高錕爵士憑借光纖通信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。也許你們不知道，站在諾貝爾獎領獎臺的他已經(jīng)在與不斷惡化的阿爾茨海默癥抗爭。他曾以光照亮世界，而自己的光芒卻在悄然消逝。他的故事告訴我們，最迫切的科學難題深植于人類自身;而解決這些重大問題，正是我們大學的使命所在。

　　中國的大學曾以西方為師。經(jīng)過幾代人的努力，如今我們已穩(wěn)穩(wěn)地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。中國學者作出改變世界的貢獻，已不再是例外，而是常態(tài)。以香港中文大學與北京大學為代表的中國大學不斷崛起，為的不是超越過去，而是服務未來。我們使命明確：實現(xiàn)原創(chuàng)性突破，造福全人類。

　　最后我想說，一個人最重要的命運不外乎國運。中國的國運已經(jīng)發(fā)生翻天覆地的變化。我們告別了那個貧窮落后的屈辱過去，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。而大學對國家的發(fā)展至關重要。讓我們?nèi)ε囵B(yǎng)人才，堅持開放合作，著力破解人類難題，不負時代，為世界文明作出中國貢獻。

　　謝謝大家!